何光沪：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近几年来，“信仰”作为一个热门话题更多的进入中国人的视线。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走进了教堂；富士康在第十二人跳楼后，CEO郭台铭邀请牧师前往富士康为员工做心灵辅导……这些社会焦点话题不断地带领人们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很多人开始关注生命和心灵，借此他们走向了寻求信仰的旅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宗教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历史事实面前，很多国人开始寻求信仰，到底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系主任，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的何光沪教授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何教授列举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出乎意外的回答挑战着我们通常的思考方式。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

梁晓声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同样，《检察日报》曾经有过一篇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所有人都有一只眼的环境中，如果你有两只眼就被认为不正常。同样，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何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国人因缺乏信仰而呈现的理智扭曲：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唯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何教授还分享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50多岁的北京人，已经在美国居住十几年，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生活条件舒适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云南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不要别人传扬他的名。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最后，他说，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