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适应与服务社会：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与政策框架研究

摘要：宗教与社会关系是国际公认的古典理论议题，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中外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热门话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与政策意义。在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处境下，基督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公共政策议程核心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基督教会兴办慈善服务，大力发展宗教慈善事业，是基督教会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积极融入世俗社会生活的最佳途径，也是解决教会与社会关系，实现双方共赢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宗教与社会关系议题  宗教福利  基督教会  教会慈善事业  福利政策框架

一、       研究问题提出及其理论政策意义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既是古典社会学家率先探讨的核心议题，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国际性前沿课题，牵涉诸多学科的一系列基础性理论议题。宗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宗教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关系是宗教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宗教与社会关系早就存在，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这种关系却始于19世纪社会学形成之时。众所周知，古典社会哲学家孔德、斯宾塞、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宗教与政治，神权与王权，宗教起源与发展，宗教与经济活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奠定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角度[1](p2)。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宗教活动日趋高涨，宗教与社会关系议题重新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各种理论流派应运而生。总体来说，有关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取向基本分为三大流派，一是宗教信仰与宗教体验是同超自然交往的关系，宗教信仰高于社会生活，二者归属不同世界，即“宗教高于社会说”；二是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无时无刻不处于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两个世界既是相互独立的平行体系，又是高度相互交织的社会组织，例如宗教组织的“开放系统”理论。这意味“宗教与社会”是两个既独立平行，又相互交织的社会系统，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三是宗教信仰属于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归属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展规律，即宗教包含在社会之中，“社会中的宗教”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达[2](p3)。不言而喻，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宗教是社会一部分和社会中的宗教是观察理解和描述分析宗教与社会关系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与社会关系牵涉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两个世界，牵涉诸多无法回避的基础理论与政策议题，直接关系我们如何和从什么角度认识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中外社会科学家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与政策意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社会关系议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成为决策者与学者共同关注的议题却是基督宗教二度入华后的事情。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惨痛教训，特别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倍受列强剥削压迫的屈辱历史和传教士横行中国，导致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议题一直处于倍受关注的特别敏感状态，而且该议题的社会影响和重要性早已超出单纯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范畴，“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和“文化侵略”议题就是最典型例证[3](p1)。对处于社会结构快速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来说，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与政策意义。毫无疑问，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宗教信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会与基督徒已是宗教生活的客观现实；作为外来文化与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可以为理论建构与创新提供独特经验。如何处理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还是宗教政策决策者与学者高度重视的最核心政策议题。

二、       社会转型与基督教会的慈善服务

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经历重大转变，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进程赋予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全新和深刻社会涵义，引发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社会结构性议题。自晚明耶稣会士和1807年基督教二度入华后，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已有500多年历史。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至少经历六大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终于1807年基督新教马礼逊入华，这是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初步接触和获得上层社会认可的时期；第二阶段始于1807年马礼逊入华，终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是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广泛接触和近似平等交流时期；第三阶段始于1840鸦片战争爆发，终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逐步将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而且是基督宗教文化侵略的鼎盛时期；第四阶段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基督宗教首次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发生关系的时期，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享有特殊地位，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是不平等的；第五阶段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终于1970年代末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社会全面批判和否定基督宗教的时期；第六个阶段始于1970年代末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截至到目前为止，这是全面重新认识和历史客观评价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正处于社会结构分化、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现代化趋势明显。这种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议题注入崭新社会涵义：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实现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结构关系，充分调动三个部门的积极性，建立现代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4]。有鉴于此，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基督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政策议题。

江泽民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科学论断。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既是观察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程度的最佳角度，又是实现基督宗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和服务中国社会的最佳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重大发展的标志是，江泽民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科学理论[5](p253)。“适应论”为探讨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议题指明方向，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但是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与社会谁适应谁，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途径是什么，则是些尚未破解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理论研究。综观世界各国宗教与社会关系议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几百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基督教会兴办的慈善服务既是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又是真正实现中西文化全面交流与平等合作的最基本途径，还是社会结构现代化背景下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为宗教类非政府组织准确定位的最好途径[6]。一般说来，令人满意的宗教福利既是宗教组织群体性生活的功能性前提之一，又是宗教组织生存发展的基本策略，还是宗教组织传播扩大其思想信仰影响的最基本手段。毫无疑问，宗教福利服务活动在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宗教福利与慈善服务是最原始形态的福利，是福利体系的基础[7](p16)。欧美国家基督教会兴办慈善服务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是基督教会突出特色之一。所谓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是指教会为穷人、病人、孤儿、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和劣势群体而提供的无偿或低偿服务，旨在达到保护弱者，传播福音，服务社会和实现博爱世人的目标。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与历史经验证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既是观察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程度的最佳理论角度，又是实现基督宗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和服务中国社会的最佳途径。有鉴于此，本研究侧重于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现状与相关政策问题。

三、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与主要问题

本研究采取现存文献内容分析方法，主要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理念、目标、对象、内容、方式、经费来源和运作机制等层面，全面描述和科学分析中国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现状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热、文化热和非政府组织异军突起，大量涌现是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基督教会信徒急剧增多，慈善服务方兴未艾，慈善事业兴旺发达是宗教热现象的基本表现。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与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鉴于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需要充分时间、物力、人力和经费的保证，有关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全国性专题调查与经验研究尚待时日。在此背景下，笔者采取二手资料内容分析方法收集资料。具体来说，笔者利用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信德室出版的“信德报”（半月刊），依据信德报关于全国各地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消息报道，将有关消息编码汇总，按照不同主题分门别类，探寻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发展现状和面临主要问题。信德报内容分析时间基本跨度是2002-2003年，分析层面涵盖基督教会慈善事业各个领域，以便全面描述目前全国各地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现状，为日后实地考察与经验研究奠定基础。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可以看作是社会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基线研究。这意味本研究基本是对某个时点上横切面的结构分析，而不是线性纵向历史发展过程描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德报主要报道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服务，基督教慈善事业尚未包括在内。本研究侧重分析基督教会“组织化”的慈善事业，这意味单个教徒和面向教堂内部的服务不包括在内。由于某些报道比较简单，有些基本资料暂时缺乏，描述分析势必受到一定影响。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突出特色是服务理念清晰，慈善服务背后的基督宗教信仰强烈鲜明，这既是基督教会提供慈善服务最基本的动因，又是基督教会明显不同于其他NGO慈善服务的最本质特征。服务理念能够回答为什么提供慈善服务，提供慈善服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甚至是如何提供慈善服务等基本问题。总体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体现基督的圣爱思想，无私奉献，关爱生命与陌生他人，弘扬基督博爱世人，以及身体力行实践天主的仁爱宗旨，这些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隐含价值理念。因为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充分体现“爱是行动”教义，通过慈善服务显示基督关爱世人的教诲。例如西安耶稣圣心方济传教女修会关注爱滋病小组的基本理念是关爱生命，消除社会歧视。更为典型的是，2002年10月，在一般医护人员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护理麻风病人之时，河北省献县圣望会3位曾学医并受过专业培训的永愿修女，应邀到河北省望都县麻风病院服务麻风病人。她们受邀服务麻风病人的理念就是遵照耶稣基督“你们为最小的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的”的圣训，就是实践照顾弱小贫病者的基督圣训，就是实现教会就是服务人的教会的最高目标[8]。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既在服务理念上形成独特特色，又确保教会慈善服务的高品质。不言而喻，这种以坚实基督宗教信仰为理念基础的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恰是其服务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福利政策目标具体明确，传播福音，施受同惠，笃行仁爱，践行信仰，造福人群，服务社会，实现教会与社会有机融合，世俗生活与灵修生活的完美统一。总体来说，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社会福利政策目标多种多样，充分反映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多样化状况与服务领域的广泛性。如果从政策目标体系的结构层次来说，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福利政策目标有三个层次，一是中观层面上基督教会的目标，例如传播福音与社会服务的密切互动关系，这是最基础与最直接的目标体系；二是微观层面上基督教徒个人的奉献精神与善行仁举，这是最具体与最主要的目标体系。三是宏观层面上基督教会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如2002年8月，河北信德社举办的“宗教与环保”学术研讨会的目标就是，探讨宗教与环保关系，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不同宗教团体在环境保护领域中交流合作与相互理解。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对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各式各样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例如老年人、孤儿、残疾人、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艾滋病人、麻风病人。二是教会组织所在地社区及其社区居民，例如医疗服务等。三是迫切需要帮助或因天灾人祸而急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特殊群体，例如各类自然灾害的灾民，张家口地震灾区、内蒙古雪灾、三峡库区、湖南水灾灾区与灾民。比较而言，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对象群体构成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对象打破部门、行业、地域和身份限制，坚持不分民族、信仰、性别和地区原则，赈灾济难，服务处于迫切需要的人群，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充分体现基督博爱世人的圣训。凡是需要帮助的人群都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潜在对象和目标群体。例如北方信德所属圣召墍教育基金会活动范围广泛，面向全国。2002年3-4月间，圣召墍教育基金会在内蒙古太仆寺旗进行帮困助学活动，捐款金额达到43250元，资助贫困学生达56名。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天主教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北方进德帮助资助的对象中，既有贫穷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与家庭，也有大都市的特困急难户。既有基督教徒及其家庭子女，又有普通世俗民众。换言之，广泛性与多样性既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对象构成的突出特色，又是最显著优势之一。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方式主要分为直接服务、间接服务、中介服务与国内外合作项目四类，其中尤以直接服务和国内外的合作项目为主，中介和间接服务方式有日趋流行的发展趋势。面对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面对面的直接服务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最主要和传统工作方式。一般说来，除个别较大机构之外，绝大多数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机构都是采取直接服务方式。与此同时，间接服务越来越多，例如基督教会举办的福传工作，打井教育宣传等非直接服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间接服务方式多种多样，中介服务只是间接服务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介服务方式典型反映基督教会慈善机构的中介角色与社会职能，说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模式的形成。中介服务及其方式越发达，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例如济南市区九个堂口联合组建的婚介服务中心提供的中介性服务，在教会与社会、基督教徒与世俗居民之间架起交流沟通的桥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重要方式是国内教会之间，特别是中国教会慈善组织与各类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既有地方政府，也有海内外民间机构，既有国内非政府组织，也有国际性宗教团体，而且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项目种类日趋繁多。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领域繁多，涉及救死扶伤、爱心奉献、捐款捐物、婚姻家庭服务、帮助穷人和扶贫济困送温暖、关爱孤儿、捐资帮困助学、关注AIDS、法律咨询、社会发展、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慈善理论与宗教福利政策研究等众多服务领域。总体来说，基督教会慈善服务范围与内容正在由传统慈善服务与福利服务，向公益和社会服务转变，教会慈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例如中国第一个天主教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北方进德确定的三大服务领域：一是救死扶伤：提供紧急救人救灾的人道主义援助；二是社会发展：推动和培育、水利、医疗卫生及残障教育等社会发展项目；三是灵修生活与牧灵照顾。这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中最具特色和最值得推广发展的服务。总体来说，从全国各地情况看，基督教会慈善服务范围广泛，不断扩大，总体发展趋势是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是公共卫生、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和长期病患者服务），弱智残障、老人照顾服务和理论政策研究成为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四大重点领域，基督教会慈善机构在社会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角色。如2002年8月北方进德召开宗教与环保专题学术研讨会，旨在探讨宗教与环保关系，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不同宗教团体在环境保护领域中交流合作与相互理解。同时，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呈现系列化、综合化和情感化发展趋势。如2002年10月正式收养老人的“进德老人之家”集养老护理、康复娱乐、医疗保健、临终关怀、心理安抚和亲情慰藉五大服务为一体，为入住社会老人提供热情真诚、细致周到和全面综合、系列化与专业化服务。

表1：2001-2003年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天主教会慈善服务基本状况汇总简表

★资料来源：此表系笔者根据信德报有关报道内容汇总、整理和加工编制而成。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资金来源较为多样化、民间化与国际化。目前，一般说来，基督教会慈善机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五：一是国内捐款：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多方面筹措慈善资金；二是海外捐款：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机构的理念、信息、专业人员、资金和技术，广泛开展慈善服务；三是基督教会资金周转利息或基金会运作的增殖；四是教会工作人员无私奉献和志愿服务。例如山东济南市区九个堂口联合组建的婚介服务中心服务所需的电话费、交通费、登记表格纸张的复印都是由热心教友自己承担的。关于基督教会慈善机构资金来源与开支状况，2002年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提供了极好的典型个案。该中心收支状况不仅清楚说明详细收支项目及其比例关系，而且反映中心慈善服务丰富多彩内容与广泛多样的服务领域。据统计，2002年，北方进德总收入2091551.1元，其中收到国内捐赠767750.51元，占总收入的36.7%。海外捐款1315305.3元，占总收入的62.9%。利息收入8495.88元，占总收入的0.4%。截至2002年12月31日，总共支出1811002.9元，剩余款项正在资助过程中。2002年中心的开支数额和慈善服务项目的详细情况可列表如下：

表2：2002年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开支数额和具体慈善服务项目简况表

★资料来源：信德报，2003.1.1:第一期，第四版。%是指各项目占国内外捐款总额的比例。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机构运作机制灵活多样，民间化、社会化、非营利化与国际化色彩浓厚，运作机制体现及时回应社会问题，办事程序公开透明，组织运作高效率等特点。基督教会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处境，特别是在199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现状与社会发展趋势，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因。总体来说，与政府机构相比，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机构运作机制比较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突出。作为纯粹民间慈善机构，基督教会慈善机构完全是作为典型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慈善服务的。民间化反映在方方面面，例如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机构性质、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和工作方法。与民间化运作机制密切联系的是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多形式、多层次和多渠道筹集资金，打破各种社会限制，为所有需要的社会群体提供其迫切需要的慈善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会慈善机构的非赢利性、慈善性和公益性性质明确，旨在服务一切有需要的人群，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商业目的或赚钱盈利，无私奉献和博爱世人精神有目共睹。作为基督教会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影响广泛。宗教福利与宗教慈善为其服务品质象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会重新恢复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开创国际交流合作新局面。宗教福利与慈善服务恰恰成为中国基督教会走向世界，开展国际交流的最佳领域。

目前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形势喜人，但基督教会慈善事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观念性、制度性、组织性与政策性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基督教徒、宗教政策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传统落后观念与不正确思想是无形的障碍。如何理解基督宗教的训诫教义圣训，如何看待教会职能与角色等问题直接影响世人的行为；其次，改革开放前，政府基本采取基督教会与世俗社会生活两不相扰和相互隔绝的方针政策，教会活动基本局限教堂之内，不利兴办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与慈善服务，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9](P1)。改革开放与社会现代化处境下，这种隔绝式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为基督教会发展慈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环境与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基督教会造福人群，服务社会的社会使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三是基督教会及其慈善组织自身建设，提高教徒素质，树立教会社会形象，大力发展慈善服务和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由于左倾路线与思想的长期影响，教会组织与教徒队伍建设百废待兴。慈善服务缺乏专业化与职业化的专业服务人员，缺乏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缺乏公益福利与慈善服务的专业知识和助人技巧，缺乏引人注目和独一无二的特色化服务，缺乏专门性慈善服务管理组织（如教区社会服务办公室），缺乏正常通畅的国际交流渠道等，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组织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最后，虽然政府倡导、鼓励和引导基督教会从事慈善服务与公益事业，但是严重缺乏操作化的扶持和优惠政策，自发性与民间性特征明显。简言之，站在社会前沿和从事开拓性、有特色的服务，高素质神职人员是基督教会主要问题。

四、       福利现代化与基督教会慈善事业

社会福利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建立健全现代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为福利最大化、改善生活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奠定制度化基础。趋利避害，寻求安全保障，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历史是人类社会改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和福利最大化历史。综观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经验，社会现代化就是逐步建立健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过程。“福利国家”和后工业社会“追求生活质量时代”是这种努力的典型表现，普世性特征明显。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性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迫在眉睫。按照国际惯例和欧美历史经验，现代化福利制度框架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福利服务、教育服务、住房服务、医疗服务和就业服务七部分组成，基本覆盖社会生活所有领域[10](p2)。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刚刚恢复起步，慈善服务兴起和扮演重要角色是典型特征。这意味中国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福利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社会结构分化与转型的特征鲜明。

慈善服务与社会福利服务是两种截然不同社会事业，分别盛行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慈善服务是社会福利低级形态，社会福利是慈善服务发展的最高阶段，二者相互补充和影响。社会互助与慈善服务是人类社会最早和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主要盛行于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宗教慈善，特别是基督教会的慈善服务在西欧封建社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曾辉煌一时。工业化革命和社会现代化以来，国家逐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承担社会福利主要责任，大力发展公共与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主导地位逐步让位于社会福利，成为福利制度的补充。20世纪初期，欧美完成由“基督教慈善服务时代”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时代”的转变[11]。概括来说，慈善服务与社会福利事业在服务性质、价值理念、政策目标、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范围、资金来源、服务组织、服务人员、服务方法和服务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区别，二者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但是又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两大类人类服务[12](p22)。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加之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广泛影响，慈善服务（包括宗教慈善服务）既方兴未艾，又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兴旺发达，蓬勃发展的。总体来说，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将处于由慈善服务时代向社会福利时代过渡时期。这个过程也是基督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会与社会完全融为一体的过程。

在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慈善服务角色定位是国家福利服务的重要助手，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发展中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宗教慈善服务发展在先，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在后，二者的继承、更替与转型发展关系非常清晰明确，慈善服务为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奠定多方面的坚实基础。但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历程在诸多方面不同于欧洲国家，具有众多鲜明的中国特色。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与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几乎同时起步，缺乏前后继承关系是基本特色。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社会定位。在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议题形成，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处境下，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服务必将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除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国家角色原因之外，基督宗教慈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和国际性联系，特别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模式和社会互助传统，也会无形中强化非政府组织慈善服务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社会向福利国家和追求生活质量时代转变的趋势不可阻挡。有鉴于此，我们既应从宏观、战略和历史发展高度，准确认识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定位，又应大力发展国家福利事业，提高国家社会保护的能力，建立健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是个涉及众多重大理论政策的现实问题，基础性与核心性地位无可争辩，现在已是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基督宗教与社会，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与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框架关系议题的时候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基督宗教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长期是个极少人敢涉足的禁区和雷区，相关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与国际交流处于极端落后封闭的状态，国家关于基督宗教政策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方面信息资料严重匮乏和不易获得是典型例证。基督宗教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不仅涉及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涉及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关系，而且涉及宗教与社会关系，涉及宗教福利、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涉及国家、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化关系，还涉及价值观念、社会文化与行为模式的关系，涉及人类精神心理性福利与物质生活福利，涉及灵修生活与日常世俗生活等诸多重大关系。

毫无疑问，基督宗教政策与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活动已成为中国社会现实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急剧结构转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大作用，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人为回避或漠视现实，或者是缺乏应有足够的重视和政策经验研究，都会给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带来难以预料的高昂社会成本，延误和妨碍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当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会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最佳途径，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但是也面临诸多结构与制度性障碍，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应有的积极性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基督教会慈善服务恢复发展是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产物，而且在服务理念、目标、对象、内容、方式、经费来源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拥有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开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会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基本和最佳途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总体来说，目前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挑战与机遇同在。一方面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基本上仍处于“隐蔽地下”和“自然分散”的初级发展阶段，全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不同教区与修会之间发展也不平衡，而且基本局限于宗教生活范围。另一方面，国家严重缺乏宗教慈善和基督教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性安排与政策体系框架，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发展面临诸多观念性、制度性、组织性和政策性障碍，发展步伐较为缓慢。这自然影响教会慈善服务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协调、社会预防等积极性社会功能发挥。简而言之，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均说明迫切需要更多政策支持与宽松环境。

在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福利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应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并为福利政策由“慈善模式”向“社会福利模式”转变过渡奠定多种基础。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独特性与中国特色决定宗教慈善服务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中地位。在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社会互助盛行，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处境下，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将会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这种重要角色会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强调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否定不断提高国家福利发展水平和日益扩大国家福利责任的承担，放弃国家福利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只有基督教会慈善服务健康发展，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和市场福利发达，国家福利才能兴旺发达和蒸蒸日上。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的实质与精髓是国家福利、市场福利与NGO福利的高度相互交织、平等竞争与制度性相互促进，实现最佳“制度组合”。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化过程的关键不是取消或否定某种制度安排，而是调整国家、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关系、社会地位与角色功能，千方百计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中国化”表述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百姓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笔者感谢《信德报》主编张士江神父惠寄报纸，感谢河北省女修会会长联谊会前主席张佳琴修女盛邀参观其主办的以孤残儿童为主的“黎明之家”。

[参考文献]

[1](美)特纳著，马康庄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2](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3]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刘继同：香港基督教会社会服务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北京：“基督教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2001。

[5]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6]刘继同：生存战略或文化交流：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概览。北京:基督教文化学刊,2003春。

[7]王顺民：【宗教福利】。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

[8]木一：圣望会修女受邀服务务麻风病院。石家庄：信德报：2003.4.1.

[9]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中国宗教团体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10]Marshall, T. H.(1975), Soci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Hutchinson.

[11]Sullivan, M.(199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London: Prentice Hall.

[12]Romanyshyn, J.M.(1971), Social Welfare: Charity to Just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刘继同(1961-)，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城乡社区工作与组织研究。E-mail：frankliu279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