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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及其意义

来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刘浩 时间:2008-04-15 点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基督教四度探访中国,最终在 19 世纪末期在中国生根。20 世纪初的中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知识阶层在否定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吸纳外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基督教文化,知识阶层的态度和观点十分鲜明,在批判、抨击教会罪恶、教士虚伪的同时,更肯定它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启发和补益作用。陈独秀认为:“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和我们合而为一。”周作人认为:“觉得一新的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很适宜的。”基督教对鲁迅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影响,从早年留学日本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一直与基督教文化保持联系,他无意于信仰基督教,但能够对基督教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借鉴、批判、认同,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品质。
一、鲁迅与基督教文化遇合的必然
在 19 世纪末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基督教涌入中国,对“五四”时期的文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情感、审美追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它之所以被“五四”时期的文人接受,既有宗教教义的渗透和宗教观念的潜移默化,也有人性中固有的宗教情绪的感染。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既有主体精神推崇的主动性,也有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基督教受到鲁迅的关注,实际是中国现代文化构建中审视与移借西方文化资源的必然。在 20 世纪初,“五四”文化先驱之一的鲁迅身处在民族危难和焦虑的时代,“立人”、“改造国民灵魂”等问题处于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与推崇,对人道精神的崇仰与倡导,对不幸人们的关爱和怜悯,对麻木灵魂的启蒙和呼唤,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可以说“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天性中同时也是具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当他“睁眼看世界”,寻找民族出路时,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和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了鲁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文化的审视中,他看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背景下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基督教“信、望、爱”的本质形式对“缺少情感”的中国人精神的巨大强心作用。所以,基督教在鲁迅文化探知中成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日益贫乏的危机,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处于预制、过渡、整合之中。如何摆脱既有文学意义的局限性,实现文学自身意义上的现代品格的转换,开拓新的天地,需要新的文学思想和社会文化力量的介入。鲁迅在西学东渐中对基督教文化有独特的认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深刻的体会,认为它们“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的着决不是平常人做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因为伟大的缘故”。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宗教意识达到“基督徒式的”心理体验。而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初,有人攻击“白话是马太福音体”,鲁迅则认为“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看到西方国家在形成各自的民族语言时,《圣经》的译介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他希望《圣经》的引入可以推动中国白话文的形成。异域的思想文化使鲁迅的文学创作与宗教有了意义上的互动,基督教文化也成了他的新文学的一种意义资源。
其三,从“人与宗教”这一命题来看,基督教的教义与人类正常的情感有丰富的契合。自唐朝以来,基督教是汉语文化的“异己者”,没有被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之中。或许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都难以回避中国文化的约定。但是,人类心灵机制中固有的忏悔、献身、信仰等,作为母题,构成了世界性文化的一部分。而基督教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观照,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社会的批判、悲悯和救世情怀,与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追求有许多暗合之处。它被惯于询问生命存在的境遇、精神状况,惯于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状态的现代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感受,走向共同关注的人的精神、情感、灵魂的内心世界,这时就与基督教发生一定的精神联系。
二、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认知状貌
作为文化伟人的鲁迅,以豁达的胸襟、开放的心态面对基督教文化。他非常熟悉《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所撰写的几篇论文里,多次对基督教教义和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还购进了不少有关基督教的书籍。鲁迅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特定背景下,以“拿来主义”的独到眼光对基督教进行了选择和看取。鲁迅之所以把目光投向宗教,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当时中国人文精神的败坏,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临破产。在西方,达尔文带来一场信仰危机,并由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降临。在绝对意义上,这被尼采敏感地捕捉到了,他在猛烈地批判西方的伦理主义、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后,断言上帝死了。那么,人类是否可以消除信仰呢?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做出了回答:“至尼祛氏,……则取达尔文进行之说,掊击景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则其主张,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在鲁迅看来,尼采尽管批判了基督教,但是其信仰依旧,只不过把上帝这个偶像转变为“超人”罢了。在文中他强调了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虽中国志士谓之迷,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这里有鲁迅的宗教观,宗教与迷信不同,迷信是虚妄地盲目地信,宗教是人的“大观”态度,“向上”之精神和“绝对”意志的体现,是“向上人之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斯其信崇,即为迷妄”,国民的精神也“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由此,鲁迅发出这样的感叹:“顾浊流茫洋,并健者亦以沦没,朊朊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可见,鲁迅认为信仰不可失去,信仰可以为人类在无限的时空中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们确定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指导、支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宗教信仰与人的精神需求是相契合的,是必要的,尤其在当时危机四伏的中国。显然,鲁迅追问西方思想发展脉络的落脚点是为了回答中国的问题,并指出宗教在人们精神要求和寄托中存在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所以,鲁迅对基督教对人的精神的引导、熏陶作用予以充分重视。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一方面,它对社会变革有深刻的影响。他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予以高度评价:“转轮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他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思想文化为动力,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与鲁迅一直思考的从精神上启蒙国人,倡导民主、自由精神是相契合的。另一方面,鲁迅也认为基督教对人的道德净化和艺术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他辩证地认为,虽然宗教压抑科学,但是社会精神却得以发展,出现路德、克伦威尔、弥尔顿、华盛顿、卡莱尔等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成果“以偿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并认为:“盖无间宗教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在鲁迅看来,宗教与文艺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它们都根植于人类的情感生活,并且都以超越物我的情感的体验方式而存在。所以,鲁迅得出的结论是中世纪科学的不发达,却催生了社会精神的繁荣,科学主要探究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追求社会的秩序、规律和理性,而宗教则与艺术和道德一样,主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关怀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寄托,两者在此是相互补充的。
对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鲁迅也有独特的认识。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圣经》并没有形成所谓的“经典”,他从“民族与个人”、“历史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民族的文化经典,有着深刻的内蕴,鲁迅很看重它的文体风格和学术影响,鲁迅说它:“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次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其价值是“开文化之曙色”。《新约》中耶稣受难故事本身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而在鲁迅的眼中耶稣成了被庸众所害的救世者。鲁迅曾在《渡河与引路》中表示:“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 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便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鲁迅以“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反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强力意志,以扶车的比喻表述其对基督的救赎精神的认可,赞同基督以自己的牺牲使众人获得拯救的伟大精神。
三、鲁迅基督教观的文化意义
鲁迅怀有常人难以企及和理解的精神世界,怀有丰富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他关注的世界是中国社会与人的现实精神问题,审视的参照点却多来自西方思想,基督教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考察基督教的眼光主要从宗教与科学,宗教与道德、艺术的角度,审视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关系,进而形成了具有辩证色彩的悖论:“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宗教既可以给信仰者提供精神的避难所,也带来个性的压抑与痛苦,对追求主体价值和生存问题的思想者而言,更能深深体验到个体存在与宗教权威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和痛苦。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作《忏悔录》对此反思。而当这一偶像走入“黄昏”,更使他们身陷一个极端的窘境。萨特说过:“由于上帝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人是孤寂的,因为在他的身体和身外,都找不到任何可以依仗的东西。”(《存在与虚无》)现代西方哲人和文学家在“上帝死了”的前提下,浸入他们自为的痛苦人生的哲学。在非基督教文化的中国氛围中难以出现这种抽象的关于个体存在的哲学思考。鲁迅却是一个特例,他的个体原则始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存在及存在性紧密联系,当他扫除一切旧偶像、旧礼教、旧习俗,把人作为一种摆脱一切传统规范的时候,他同样感到了一种自己面对自己的深刻痛苦。尤其他难以面对中国人的“无特操之人格”,无坚实信仰的民族特性。他曾以李贺为例,说明上帝的存在减轻了人的生存的重负和痛苦,“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是鲁迅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和觉醒个体面临的必然困惑。由此,产生了深邃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思考。鲁迅本意不在于要营造一个中国文化的宗教世界,但却肯定了执着向上的宗教精神、避难救世的宗教情感。
对基督教的认知影响了鲁迅思想的形成和思维逻辑的变化,并且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中生成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获得了评价人生和批判社会的价值尺度。他以鲜明的主体精神推崇耶稣与撒旦的人格品质,将他们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转化为一种实践性的个人品格”,以及文学创作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为尺度,批判物化、虚假和马虎的病态人格与社会,表明了鲁迅对国民性改造和民族人格重塑的积极努力”。可以认为,鲁迅是实践的思想家,他把他的宗教观化为批判现实的武器。他没有让宗教精神资源流失,而是变形为现世资源。所以,基督教资源丰富了鲁迅的文学创作资源,并且使其精神世界的内蕴更加深邃。
文章选自《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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