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执灯的夫人（上）

　编者按：芙洛伦斯·南丁格尔，因她在克里米亚进行护理而闻名。1908年3月16日，她在88岁高龄时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奖。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开创了护理事业。“5.12”国际护士节是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近代护理的创始人而设立的，这一天就是芙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日。

　　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维多利亚女皇（Queen 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见过多少的名将公卿。不过，女皇御医科拉克（Sir James Clark, 1788-1870）爵士对一名女子说：“女皇预备见你，很是紧张，几乎有些畏惧。”

　　这女子是谁？

　　芙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这次会晤，是慎重安排的。

　　科拉克医生同南丁格尔家是世交，给她家人看过病。1856年七月，芙洛从克里米亚（Crimea）战地医院回到英国，收到科拉克医生的信，邀她去苏格兰的桦树苑（Birk Hall）度假几天。有社交经验的妈妈听到了，立刻兴奋的说：“桦树苑距巴默蕤堡（Balmoral Castle）步行只十五分钟，是维多利亚女皇和亚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特地安排要在那里见你。”

　　九月二十一日，科拉克爵士陪南丁格尔去见女皇。亚伯特亲王保持安详；维多利亚蓝色的大眼睛，显然流露出畏惧。在南丁格尔的温和煦抚下，女皇立刻就放松了。不久，就唤皇家所有八名孩子包括皇子和公主出来，同南丁格尔女士见面。从九月到十月，他们有几次见面。南丁格尔同亚伯特亲王讨论哲学问题，非常趣味相投。女皇知道南丁格尔常单独旅行。有一天，女皇也照样亲自到桦树苑来访问她。在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中，南丁格尔提出她看到军队的问题，普通士兵缺乏教育和照顾，所得薪饷往往浪费在酗酒上，并不寄回赡养家庭，因此建议组织委员会改进士兵健康和教育。女皇同意了，交政府办理。首相是她家的老邻居，作战部长潘穆（Lord Panmure）是她的朋友，让南丁格尔提名组成委员。1857年5月，皇家军队健康改进委员会成立。虽然成就不如理想，但南丁格尔寄予很大的希望。

　　女皇说：“英国有两位伟人——男的是李文斯敦医生（David Livingston, 1813-1873）；女的是芙洛伦斯·南丁格尔！”1883年的一天，女皇主持一个仪式，发现南丁格尔在楼上观礼的人中。事后，听到女皇说：“想想看，芙洛·南丁格尔来看我！”芙洛·南丁格尔只小女皇一岁。在许多年前，女皇即位后不久，二十岁生日，芙洛十九岁，曾同她姐姐在伦敦王宫晋见女皇。那时，他们都是少女，是妈妈带他们去的。

　　维廉和芬妮·南丁格尔夫妇（William Edward & Frances Nightingale），在欧洲大陆长途旅行中，于1820年5月12日，在意大利的芙洛伦斯（Florence）产下了第二个女孩，就以她的出生地为名。南丁格尔家非常富有。自己在安珀里园（Embley Park, Derbyshire）有广大的宅第，夏天则到里荷斯特（Lea Hurst, Hampshire）海边的别墅避暑，有时住伦敦，有成百的各种仆人、婢女服侍。季节更换，住处也更换；在乘自用马车旅行途中，顺道寻亲访友，同他们短住交际；他们来访的亲友频繁，有时可以接待几十人住在家中，长达数月，宴无虚席。

　　维廉·南丁格尔毕业于剑桥大学，事业上的雄心不大。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耽于读书，家中藏书很多。上流社会的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注意进退应对，如何称呼各级的贵族、亲友，如何举止得体。芬妮除自己亲自教导外，还请来家庭教师，教导两个女儿音乐、艺术和基本知识；维廉则亲自教她们其他科目，包括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历史、哲学、数学等。

　　母亲和姐姐葩茨（Parthe）性向相同，注重衣饰，喜爱交际。既然是一家人，芙洛也同他们一起活动；不过，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芙洛宁愿同父亲一起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她从小就对研究疾病有特别的兴趣，并且系统地做了笔记；她也关心贫苦的人，随时帮助他们。

　　1837年2月7日，芙洛听到神的声音，要交托她特别的使命。此后，她一直留心寻求神的旨意和引导。她虽然追逐宴乐，也觉得有快感；但内心却有歉疚。她等候神进一步的引导，在她身上显明他的旨意。此后，她求母亲让她去作“善事”，但遭到了芬妮的拒绝；她期望女儿作个传统的妇女，嫁个好丈夫。

　　美丽的芙洛，不乏门当户对的追求者。有一天，在首相帕谟斯敦（Lord Palmerston）家，遇到密林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809-1885），他是主张改革的国会议员（后为 Lord Houghton），也提倡教会改革。他有学问，健谈而风趣，二人甚为相得。只是在过从八年之后，芙洛终于拒绝了他的求婚。另一个贵族的男士，也遭到芙洛的拒绝；母亲则把姐姐葩茨嫁给了那位贵族。

　　芙洛渐渐知道，英国的高层社会妇女，终日无所事事。她认为那是可悲的人力浪费。而可怜的贫穷人家，年幼四五岁的孩子，就开始作童工！她又知道，父亲的年收入，仅略低于维多利亚女皇，并没有善于运用以改善人民悲惨地生活，这是另一件可悲的事。她敏感的心灵甚是不安。芙洛厌烦过“闲懒的忙碌”、无意义的生活，更鄙视那些矜持地位阶级的表现，认为是“今生的骄傲”。

　　1842年，普鲁士大使同他的英籍夫人基理斯汀·班生（Christian Bunsen, 1791-1860）来访。班生夫人是研究埃及学的学者，通晓哲学和神学，并关心教会的发展趋向。芙洛私下问她，如何帮助贫苦的人民。班生夫人甚感意外，从没有人问过她这样实际的问题。她告诉芙洛，德国有个福莱德纳牧师（Rev. 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注重慈善事业，举办了凯斯务慈妇女训练所（Kaiserswerth Institute），造就归正教的女服务员，她们的名称是“女执事”（deaconesses），意为“服侍者”，或称 nurses，意思是“佣妇”，不是现在的专业“护士”。福莱德纳把许多这样的机构，先后扩展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