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执灯的夫人（下）

英军的总司令莱格兰爵士（Lord Raglan, 1788-1855），是曾在滑铁卢战役失去一臂的名将。管辖康士坦丁堡的斯泰浮爵士（Lord Straford, 1786-1880），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如同统治的帝王，住在宫邸中，有二十五名仆役侍奉。

郊外军医院的情形，则使芙洛十分吃惊。军医院里收容了约三千名伤患；地砖剥落，病房里有许多老鼠、虱子和跳蚤，每天每人的用水仅有一品脱（八分之一加仑），病人一个月洗不了一次澡。

厨房没有专门的厨师，由几名士兵负责；连适当的锅灶也没有，只有十几个五加仑的桶；在煮而没有滚沸的温水里丢进几块肉，就算是汤。除此之外，没有病人特备的饮食。整个医院是土耳其军队废弃的营房，设备简陋落后；病房中十分拥挤，就地铺些干草即是病床；病房里中臭气冲人，庭院中下水道不通、粪便横流。芙洛看了，既惊心又悲伤。

医生们对到来的护士存有偏见，对其态度不太友好。负责医生告诫芙洛：“非经请求，不得帮忙。”但芙洛不能坐视不管。她不忍心看到伤患的耳、眼、手、脚上的污血无人清洗，病人长期营养不良无人照顾。于是，她用她自己带来的钱，首先买来扫帚、洗刷用具、裹伤绷带，并厨房的锅灶、刀叉，以至手术用的桌子和间隔的帐幔等物。她又雇用土耳其工人修理陈旧的病房；雇用妇女帮助清洗；买了六千件病人的衣袍、二千双袜子、睡帽、拖鞋等。到次年一月，厨房已经能够供应特护病人的膳食。

芙洛在医院里以身作则，与其他人员同甘共苦。在年终以前，接过了医院的日常事务。她为护士们置备冬衣、鞋，同他们一起吃饭；以至护士们惊奇，从来没有看见过上等阶级的英国妇女肯这样做。她分派护士们接过了厨房炊事，负责医院的清洁，照顾伤病。她的生活极为俭朴，她的卧室在储藏室里，用一个屏风间隔而成。

她写信给作战部长，要求其供给医药和其他物品。她抱怨比起法军的设备齐全、供应丰富，英国对不起他们的士兵。陪同芙洛去那里的博瑞布治，见到实际情况，忍住眼泪说：“英军就这样给糟蹋掉了！”

南丁格尔家人写信告诉芙洛，说她的名声已经遍传全国，被视为英雄。但她说：一切荣耀该归于神，她自己不过是神的器皿，甘愿喝那当喝的苦杯。

赫柏特部长夫妇竭力支持芙洛，输送她要求的供应品。不过，他们太热心了些，也送来了一百名未经训练的护士！那些不服约束的妇女，给芙洛和她的同工带来很大麻烦：有的懒惰、散漫，有的品行不端，后来被芙洛遣送回国。女皇也是芙洛热心的支持者。女皇托她向忠勇的荣誉战士们问候，祝他们早日康复；并嘱咐作战部长，将芙洛的情形和需要，随时报告女皇陛下。在众人的支持下，英军医院逐渐走上了正轨。在芙洛建议下，医院设立一名军官任总理，下有四名助理，分别负责日常行政、购买食物、购买衣物用具、管理医生。

1855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芙洛的朋友——潘穆爵士为作战部长。她的另一位朋友苏滋兰医生（Dr. John Sutherland, 1808-1891），被英国派来率团视察卫生情况。他认为医院的条件无异谋杀，于是立即开始改进，其一是派来法国名厨松宜（Alexis Soyer, 1810-1858），负责烹调简单而营养的食物，使士气大为提高。

芙洛对护士们的管理很严格。她规定：在晚间八时以后，任何护士不准进入病房，只有她自己，手执一盏灯，巡视伤患，所以赢得了“执灯的夫人”（The Lady with the Lamp）的称号。

不过，有光照不到的黑暗，就是人的心。在芙洛的护士中间，竟然出了背叛的“犹大”。一名她认为可靠，派其管理捐赠物品仓库的护士偷盗东西，也偷了芙洛的衣物；被发觉后，遣返英国，她却到处造谣毁谤，说芙洛从中偷取捐赠的物品。

芙洛在管理和写信之外，还亲自护理病患，几乎所有在院的伤病，都经过她洗伤包裹。她工作从早到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谈休息了。在以前，住院伤者的死亡率，差不多是一半，以至有人说：当兵不死在前线，要死在医院里。到四月，死亡率降到百分之十，而且在继续降低。

1855年5月，芙洛渡到黑海对岸巴克拉华（Balaclava），这是一所离前线更近的医院。成千名经她调养复原的士兵向她欢呼：“英国的英雄女儿，士兵的朋友！”她深受感动，只说：“荣耀归于神。”

芙洛病倒了。

医生说：她染上了克里米亚热病，昏了过去。她极虚弱，说话仿佛耳语，难以听见。

5月24日，她听到外面护士急切地阻止人进来。

“没错，这是南丁格尔女士的房间，我叫莱格兰，她跟我很熟！”进来的是英军统帅。他说：“我会打电报给女皇陛下，报告你已经脱离险境。她一直关心问候你。”

离去的时候，莱格兰勋爵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鲜花。”

“那是士兵们，他们对我很亲切。”

“士兵们？那些野畜生会这样？”

芙洛看出莱格兰很疲弱，健康极差。6月，他去世了，是辛劳过度的结果。

苏滋兰医生说，病倒救了芙洛，否则她也会因劳致死。在病情脱离危险后，芙洛回到司克塔里调养。

不久，女皇从伦敦送来一枚襟饰别针，是皇夫亚伯特亲王特别设计的，上面是三颗大钻石，每颗周围五粒小钻石，成为星状；边上刻着：“怜悯人的有福了”；中间一个红十字架，并有一顶皇冠，有女皇名字简写的“V.R.”。下面一面旌旗写着：“克里米亚”。背面刻着：“给南丁格尔女士，感激她忠诚看护女皇英勇的士兵。维多利亚女皇赠于1855”。

1856年，英国首相派人去调查克里米亚军医院的情形。政府正式公告：“女皇陛下任命南丁格尔女士为英军医院女护士队总监。”

2月28日，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结束。芙洛看着最后一名伤病离开医院。然后，于7月16日离去，经巴黎返回英国。她知道英国各界准备给予盛大欢迎，所以从伦敦乘火车，悄悄回到在Lea Hurst的家。

她认为“偷窃神的荣耀是可耻的。”而且总以为自己是失败的。所以宁愿安静工作，常是同时做许多工作。父亲为她在伦敦买了一幢房子，住在那里。

芙洛写了一本护理手册（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出版后，很受欢迎。但她所写另一有关神学的书，则被认为立论有瑕疵。

1860年6月24日，芙洛四十岁生日。

“南丁格尔护士训练学校”（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正式开学。在她回英以前，国内的贵族，友人，包括皇家支持者，组成了一个“南丁格尔基金”，从其中拨出四万五千镑，开办世界上第一所正式护士学校。

同年，在芙洛建议下，军医学院也成立招生。

1870年以后，芙洛称病很少外出，常住在伦敦。不过，她除了神经衰弱，没有显然的疾病，却终日卧床不起。但她仍阅读各样社会问题，救济疾苦，推动改革，其中有印度的医药改进建议。苏滋兰医生和其他朋友，则帮助她奔走。后来，她的父母、姐姐和亲友相继去世。芙洛孤独地进入二十世纪。

1901年，芙洛眼睛失明。1907年，英王颁赠她“Order of Merit”，她是获此荣衔的第一位妇女。但对于她无甚重要。

1910年八月十三日，芙洛伦斯·南丁格尔在睡眠中安然离世。她有遗嘱，不接受葬于西大教堂（Westminster）的荣誉，安葬在家乡的教堂墓园里。墓碑上有个小十字架，只刻着：

F. N.

BORN IN MAY 1820

DIED IN AUGUST 1910

但她的名字，常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